我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12年生涯(大结局)

2017-09-07 16:54

​本文转自“秦川钢琴工作室”

 

我的“茱莉亚奏鸣曲”第三乐章: 急板

 

星期六凌晨的纽约急诊室仍然是人满为患。随着“砰”着一声,一个病人被抬进大厅,他中等身材,带着眼镜,唯一特别的是他的脸比天花板上的日光灯还要苍白。他双手捂着上腹,显然正处于极度痛苦之中。两个护士马上准备给病人输液,然而20分钟后,这个年轻中国人的疼痛继续加重,一位医生大声喊道:“快快,给他打一针吗啡!”

时间仿佛停止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逐渐的从地狱中回到了人间。周围的嘈杂变得异常寂静;我想挣扎,却无力气;我想哭泣,却无泪水。一位医生来到我身边:到底发生什么事了?你晚上吃了什么???

 

我闪电般得咬了一口三明治,又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它放回书包里。这是我第一次违反茱莉亚图书馆禁止带食品的规定。仿佛背着沉重的十字架,我艰难地站了起来,胆怯地张望着四周,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“罪行”。深海般寂静的资料室只有偶尔写字和翻页的沙沙声推动着时针前进。就是在这个幽闭的,似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,我度过了博士第一年的大部分时光。

从最高演奏文凭到博士,我完成了从一个单纯的演奏家到学者的转变。仅仅看课程表,你不会注意到它的含金量。然而,大量的功课与实践活动使我的练琴时间急剧减少,每天与音乐独处逐渐成了奢侈品。据我的恩师,系主任卡普林斯基回忆,20年前她读博士时,几乎没有任何功课。正是因为如此,音乐界对茱莉亚学生的偏见,排挤愈演愈烈,“来自林肯中心的学生成了只有技巧没有音乐修养和内涵的代名词。为了将强学院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,新任校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将原来3年的博士课程延长到5年。在此期间,你要完成4场不同曲目的独奏会(包括一场讲座音乐会),一篇不少于100页的论文,并通过口试和笔试。

每周大量的论文作业让我不大的公寓里闹了“纸灾。从电脑桌到餐厅,从床上到地上,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纸张;写了再改,改了再写;得意之时,我把它们如天女散花般地撒向空中;沮丧之时,我愤怒地将它们撕成碎片,以解我心头只恨。在学院里,我马不停蹄,上上下下地奔跑于四楼琴房与五楼教室之间;在图书馆里,我像一条小鱼儿般穿梭于资料室迷宫般的书架间。哪怕在地铁昏暗的灯光下,我也捧着书,强迫自己摆脱周围的喧闹,让那密密麻麻的白纸黑字把时间和注意力永远凝固在那一刻。

老天最会捉弄我们可怜的莘莘学子。在我挣扎于书海中的第一年,却是我演出任务最繁重的一年。几个国际比赛的成功让多少人羡慕,但我却为此荣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由于博士是全奖,学校要求你一个学期不超过请三次假,并且成绩不能低于B+,否则会取消你的奖学金。面对“鱼翅”和“熊掌”我都不愿放弃,因为它们是我的梦想。于是我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向学校请假,并让我的专业老师保守秘密。不久以后,凌晨一点成了我最享受的时光:把电钢琴的声音关闭,戴上耳机,慢慢地从音阶开始释放我被压抑了一天的灵感,逐渐地放松我刚刚还在打字的僵硬手指。一次在波兰华沙演出,由于不习惯当地饮食,便天天与肯德鸡作伴,还没有仰慕到肖邦故居就匆匆离去。长期“游击队”式的旅行演出让我患了“安检”恐惧症每次过的时候总是觉得警铃会响。从北美到亚洲的长途跋涉不只一次的被我压缩成了周末小旅行:周五早上离开纽约,周六晚上到中国,周日表演,周一回美,周二一早,我若无其事地出现在茱莉亚同一间教室里听课。连精力过人的卡普林斯基都很诧异的看着我:“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?”我微微一笑,向她献上一盒中国的新茶

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非常自信,阳光,有韧性的人。然而到了第二年,我对此产生了怀疑。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,我像一根丝带已经被扯到了极限。2007年,我的膝盖出现了严重问题,只有长期服药才能减轻炎症,然而我却忽视了抗炎药逐渐腐蚀胃粘膜的副作用。26日凌晨12点半,我被送进急诊室。所谓祸不单行:出院后,我又被诊断为神经性食道功能障碍,整整8个月,我无法正常吞咽,每天只能吃稀饭和少量面条,体重不到3个月减了30磅,腰围从32英寸萎缩到29英寸。由于对帮助食道蠕动的药物严重过敏,同年57日,我再次被送进急诊室抢救。

我终于沉默了。

 

 

(一年后)

 

“一,二,三!再来,再来一遍!”一位身体健壮的男士在我的耳边咆哮着。我满头大汗,精疲力尽。

“我受不了了… 咱们停吧!”

“不行不行!!!来,再来!不许放弃!”

随着啪“的一声,这”酷刑“终于停止了。我的健身教练拍拍肩膀:

“好样的!后天见”

我瘫在地板上,大汗淋漓。

每周三次的体能训练正是我“复活”计划的一部分。我暂时告别了舞台耀眼的灯光和鲜花,暂时告别了我的母校,走上了一个漫长的而孤独的回归之旅。像希腊神话中的坦塔罗斯,我深陷于炼狱之中,然而正是这股渴望而不可及的力量把我逐渐带回了地平线上。这一年,我只学了3首新乐曲,但我从来没有那么样的珍爱着每一个音符,每一个表情记号,每一个休止符。我时刻不离音乐,却这“听”比以前的“听”,就像那高山的皑皑白雪,森林的参天大树,多了一层“悟”字。我重新点燃了对法国文学的热情,  如饥似渴般得吞噬了十多部完整的经典,从福楼拜的“包法利夫人”到加缪的“瘟疫”,我终于达到了可以不用字典就能看懂原文的熟练程度。2009年三月,我以全新的面目重返茱莉亚。在接下来了2年多时间里,我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及音乐会。20124月,我通过了论文答辩,同年5月我终于戴上了博士帽。

 

尾声:

2014105日。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30分。我又一次来到的茱莉亚大门前。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高楼里,我度过了12年光阴。敢问人生有几个12年?眼前的一草一木是那么的熟悉,却又显得那么的陌生。一个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音乐会的海报进入了我的视野。突然,我茅塞顿开:难道我的“茱莉亚”情结不正如一首奏鸣曲?她像一个温暖的,无处不在的第一主题,滋润着,呵护着我这个年轻的“第二主题”的成长。按照传统曲式,呈示部的“我“将重新出现于再现部,然而必须在一个新的调。当年的“第二主题”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留学生,而如今重返母校,一切历历在目,却是一位教授的身份,升华到了一个新的

“调”。

我正要离去,突然远处走来一位中国留学生。他大约二十出头,剃着小平头,中等身材,带着眼镜,背着沉重的书包,手里还拿着厚厚一叠乐谱。他推开茱莉亚大门,匆匆跑上楼梯,显然是奔着4楼琴房而去

我凝视着玻璃大门,仔细地打量着像一面镜子中的“第二主题。然后,我转身向东离去……

(全文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