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12年生涯（大结局）
本文转自“秦川钢琴工作室”
我的“茱莉亚奏鸣曲”第三乐章： 急板
星期六凌晨的纽约急诊室仍然是人满为患。随着“砰”着一声，一个病人被抬进大厅，他中等身材，带着眼镜，唯一特别的是他的脸比天花板上的日光灯还要苍白。他双手捂着上腹，显然正处于极度痛苦之中。两个护士马上准备给病人输液，然而20分钟后，这个年轻中国人的疼痛继续加重，一位医生大声喊道：“快快，给他打一针吗啡！”
时间仿佛停止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逐渐的从地狱中回到了人间。周围的嘈杂变得异常寂静；我想挣扎，却无力气；我想哭泣，却无泪水。一位医生来到我身边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晚上吃了什么？？？”
我闪电般得咬了一口三明治，又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它放回书包里。这是我第一次违反茱莉亚图书馆禁止带食品的规定。仿佛背着沉重的十字架，我艰难地站了起来，胆怯地张望着四周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“罪行”。深海般寂静的资料室只有偶尔写字和翻页的沙沙声推动着时针前进。就是在这个幽闭的，似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，我度过了博士第一年的大部分时光。
从最高演奏文凭到博士，我完成了从一个单纯的演奏家到学者的转变。仅仅看课程表，你不会注意到它的含金量。然而，大量的功课与实践活动使我的练琴时间急剧减少，每天与音乐独处逐渐成了奢侈品。据我的恩师，系主任卡普林斯基回忆，20年前她读博士时，几乎没有任何功课。正是因为如此，音乐界对茱莉亚学生的偏见，排挤愈演愈烈，“来自林肯中心的学生”成了只有技巧没有音乐修养和内涵的代名词。为了将强学院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，新任校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将原来3年的博士课程延长到5年。在此期间，你要完成4场不同曲目的独奏会（包括一场讲座音乐会），一篇不少于100页的论文，并通过口试和笔试。
每周大量的论文作业让我不大的公寓里闹了“纸灾”。从电脑桌到餐厅，从床上到地上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纸张；写了再改，改了再写；得意之时，我把它们如天女散花般地撒向空中；沮丧之时，我愤怒地将它们撕成碎片，以解我心头只恨。在学院里，我马不停蹄，上上下下地奔跑于四楼琴房与五楼教室之间；在图书馆里，我像一条小鱼儿般穿梭于资料室迷宫般的书架间。哪怕在地铁昏暗的灯光下，我也捧着书，强迫自己摆脱周围的喧闹，让那密密麻麻的白纸黑字把时间和注意力永远凝固在那一刻。
老天最会捉弄我们可怜的莘莘学子。在我挣扎于书海中的第一年，却是我演出任务最繁重的一年。几个国际比赛的成功让多少人羡慕，但我却为此荣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由于博士是全奖，学校要求你一个学期不超过请三次假，并且成绩不能低于B+，否则会取消你的奖学金。面对“鱼翅”和“熊掌”我都不愿放弃，因为它们是我的梦想。于是我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向学校请假，并让我的专业老师保守秘密。不久以后，凌晨一点成了我最享受的时光：把电钢琴的声音关闭，戴上耳机，慢慢地从音阶开始释放我被压抑了一天的灵感，逐渐地放松我刚刚还在打字的僵硬手指。一次在波兰华沙演出，由于不习惯当地饮食，便天天与肯德鸡作伴，还没有仰慕到肖邦故居就匆匆离去。长期“游击队”式的旅行演出让我患了“安检”恐惧症: 每次过的时候总是觉得警铃会响。从北美到亚洲的长途跋涉不只一次的被我压缩成了周末小旅行：周五早上离开纽约，周六晚上到中国，周日表演，周一回美，周二一早，我若无其事地出现在茱莉亚同一间教室里听课。连精力过人的卡普林斯基都很诧异的看着我：“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？”我微微一笑，向她献上一盒中国的新茶…
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非常自信，阳光，有韧性的人。然而到了第二年，我对此产生了怀疑。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，我像一根丝带已经被扯到了极限。2007年，我的膝盖出现了严重问题，只有长期服药才能减轻炎症，然而我却忽视了抗炎药逐渐腐蚀胃粘膜的副作用。2月6日凌晨12点半，我被送进急诊室。所谓祸不单行：出院后，我又被诊断为神经性食道功能障碍，整整8个月，我无法正常吞咽，每天只能吃稀饭和少量面条，体重不到3个月减了30磅，腰围从32英寸萎缩到29英寸。由于对帮助食道蠕动的药物严重过敏，同年5月7日，我再次被送进急诊室抢救。
我终于沉默了。
（一年后）
“一，二，三！再来，再来一遍！”一位身体健壮的男士在我的耳边咆哮着。我满头大汗，精疲力尽。
“我受不了了… 咱们停吧！”
“不行不行！！！来，再来！不许放弃！”
随着”啪“的一声，这”酷刑“终于停止了。我的健身教练拍拍肩膀：
“好样的！后天见”
我瘫在地板上，大汗淋漓。
每周三次的体能训练正是我“复活”计划的一部分。我暂时告别了舞台耀眼的灯光和鲜花，暂时告别了我的母校，走上了一个漫长的而孤独的回归之旅。像希腊神话中的坦塔罗斯，我深陷于炼狱之中，然而正是这股渴望而不可及的力量把我逐渐带回了地平线上。这一年，我只学了3首新乐曲，但我从来没有那么样的珍爱着每一个音符，每一个表情记号，每一个休止符。我时刻不离音乐，却这“听”比以前的“听”，就像那高山的皑皑白雪，森林的参天大树，多了一层“悟”字。我重新点燃了对法国文学的热情, 如饥似渴般得吞噬了十多部完整的经典，从福楼拜的“包法利夫人”到加缪的“瘟疫”，我终于达到了可以不用字典就能看懂原文的熟练程度。2009年三月，我以全新的面目重返茱莉亚。在接下来了2年多时间里，我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及音乐会。2012年4月，我通过了论文答辩，同年5月我终于戴上了博士帽。
尾声：
2014年10月5日。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：30分。我又一次来到的茱莉亚大门前。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高楼里，我度过了12年光阴。敢问人生有几个12年？眼前的一草一木是那么的熟悉，却又显得那么的陌生。一个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音乐会的海报进入了我的视野。突然，我茅塞顿开：难道我的“茱莉亚”情结不正如一首奏鸣曲?她像一个温暖的，无处不在的第一主题，滋润着，呵护着我这个年轻的“第二主题”的成长。按照传统曲式，呈示部的“我“将重新出现于再现部，然而必须在一个新的调。当年的“第二主题”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留学生，而如今重返母校，一切历历在目，却是一位教授的身份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
“调”。
我正要离去，突然远处走来一位中国留学生。他大约二十出头，剃着小平头，中等身材，带着眼镜，背着沉重的书包，手里还拿着厚厚一叠乐谱。他推开茱莉亚大门，匆匆跑上楼梯，显然是奔着4楼琴房而去…
我凝视着玻璃大门，仔细地打量着像一面镜子中的“第二主题”。然后，我转身向东离去……
(全文完)